《美国工厂》这部纪录片一上映就在中美两国引起了热议，不仅因为该片的制作人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更因为它真切地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发展的真实境况。众多专家学者围绕该纪录片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有的从制造业竞争力的角度剖析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根源，有的从劳工保护的角度探讨中美两国工会制度的差异，但此片尚未引起职教界的足够关注。

在观看《美国工厂》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美国制造业衰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产业工人的“断代”，由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持续了几十年，造成美国在工厂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基本没有年轻人，年轻人都愿意栖身华尔街与硅谷。所以福耀集团在美国建造的工厂中基本难觅年轻人的踪影，若不是因为福耀集团公司的产品——汽车玻璃，其成本构成中能源与物流占据了绝对大头，而且产业链条较短，福耀也不会将工厂搬至人工成本比中国高出许多的美国。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与产业工人的“断代”互为因果、一体两面，由于产业工人的奇缺造成奥巴马与特朗普两任美国总统所力推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而且诸如特斯拉、通用、哈雷等美国著名企业仍坚定地将工厂迁移到中国等美国之外的国家。

与此同时，由于制造业的持续衰落，造成美国职业教育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表现在美国职业教育普遍附属于普通教育，在中学阶段职业教育仅以课程的形式存在于综合高中，在高等教育阶段，作为职业教育主要实施主体的社区学院的主要功能则是“升学”。而且美国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上较为注重学生个体的生涯发展需求，由于行业企业缺乏有效介入，从而无法针对性地满足行业企业对技能人才的特殊需求，学校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无论是在供给质量还是在效率上都同德国的“双元制”相差造成美国产业工人不断向其他行业流失，制造业竞争力逐渐衰弱的根源在于美国企业自工业化以来就普遍采取的“去技能化”生产模式，“泰勒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这一生产模式下美国工厂管理者与技能劳动者双方在技能投资上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反观德、日两国可以发现，企业在对工人技能投资上的积极性与美国恰恰相反，两国生产组织策略同美国完全不同，普遍采取技能强化战略，企业管理者将技能劳动者所拥有的技能视为企业宝贵的财富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秘密武器”，这一生产模式并不排斥智能化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反而将人机协作视为提高生产效率与质量的关键。在这样一种企业内部技能治理模式下，企业具有较强的动机去投资劳动者的技能提升，技术工人在稳定的职业生涯发展预期之下才会专注于企业特殊技能的习得与提升。

当前我国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着“用工荒”与“短工化”的困境，正如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所言：“我认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定是制造业，中国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制造业一定不能丢，但是中国美国的制造业都面临着同一难题：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课题组调查发现：“近七成的农民工是通过这些非正规的培训方式获得技能的，而通过企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或政府组织的正规培训获得职业技能的总计比例仅有31%。”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为40%，德国则为50%，而我国这一比例常年徘徊在5%左右，这充分说明我国技能形成体系在供给质量与效率上存在着较大问题。中国企业所采取的生产模式同美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劳动分工十分精细，导致岗位技能要求难度普遍降低，工人处于科层化组织管理的最底层，企业还不断通过“机器换人”降低对技术工人的技能依赖。

我国制造业发展将从“大国”向“强国”迈进，制造业生产模式也会从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向多元质量生产或灵活的适应生产转变。因此，要避免步入美国“技能昂贵且缺乏”的陷阱，大力激发年轻人进入制造业企业从事技能类工作的意愿并投入足够的精力实现技能提升，同时让企业愿意投入资金培训技术工人。而实现上述的关键就需要国家的积极介入，通过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和相关政策的出台，激励引导企业采取技能强化的生产体制，通过提升工人技能来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年轻人不愿进工厂”这一现象不仅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很多政策的执行都因此而大打折扣。比如现代学徒制，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这一政策并没有学到现代学徒制成功运行的关键——技能劳动者与企业管理者围绕技能的分布、传承及扩散达成利益博弈的均衡，即企业能够享受到技能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而技能劳动者可以获得雇用安全与薪酬安全从而有意愿长期投资于自身的技能养成。

因此，对于当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最为紧迫的事是从改变企业内部技能生态着手，从技能投资、技能形成、技能认证与使用等方面着手，提升技能在企业内部的地位，激励企业与技能劳动者双方都有足够的意愿投资于技能提升，通过工人技能提升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从而走向“高技能—高工资—高福利”的良性发展道路，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